于璐 | 科学时代的“牛虻”
科学时代的“牛虻”
一
一九二〇年仲夏，韦伯在慕尼黑离世，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了。一九六七年，为纪念韦伯一百周年诞辰，德国学界曾举办两次专题研讨会，掀起了后来德国社会科学界浩浩荡荡的“韦伯热”。自八十年代引介韦伯以来，中国学界出现过多次“韦伯热”。韦伯之所以能吸引国内外学界的持续研究和讨论，是因为他的某些思考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兴趣。在这里，“西方理性化”的问题无疑是韦伯思想中最显著的标签，也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总命题，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整个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框架。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们推出的“现代方案”创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世界体系。科学作为理性化发展的成果，为现代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高效的社会组织机制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等等。然而，现代人一方面在相信科学会把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向往的“乌托邦”变为现实时，另一方面却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忧。西方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把人一步步关进它所造设的“铁笼”，还打破了传统价值为人提供生存意义的境况，使现代人遭受丧失价值追求的痛苦。韦伯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面临的这种困境。他郑重其事地思考西方理性化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现代科学对个人实践和生活的意义。韦伯一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乐观看待理性化进程和科学发展的常态，对西方文化的前景持一种悲观立场。
几乎在所有文明中，理性化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挥，但是，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系统的理性主义。如今，全世界都已经接受或者正在接受这种系统化的理性主义，中国也概莫能外。韦伯对人类世界理性化趋势的悲观态度不仅引发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反思，作为中国的学人，我们还有另一层思考，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孕育出的理性化思维究竟有何互补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正本清源地审视韦伯对“西方理性化”发展的阐述。
就在韦伯逝世前三年，他应德国自由学生联盟（FreistudentischenBund）的邀请，向广大德国青年做了一场“科学作为天职”（WissenschaftalsBeruf）的演讲。这篇演讲充分展现了他对“西方理性化”问题的思考。作为他人生最后阶段的思想成果，这篇演讲也代表了他一生思想的基本立场和线索，浓缩了他毕生的经验和见识。李猛新编《科学作为天职》的文集从德文重新翻译韦伯的这篇演讲，并收录了几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为我们细读韦伯提供了一手资料。
韦伯这篇演讲题目中的Wissenschaft以往被译为“学术”，因为这个词在德文中指所有基于系统研究的学问，包括关于人的精神领域的学问。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韦伯限定了Wissenschaft的内涵。他为研究人的精神领域的传统人文学科设定了范式，只有当这些学科坚持价值中立，并遵循像自然科学一样关注事实和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才能称得上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问。这个范式恰恰为现代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与其说韦伯把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排除在科学的视域之外，不如说他想依据现代科学的原则，重建人类精神领域的求真限度。
所以，李猛的新编本改变旧有的译法，把Wissenschaft译为“科学”，更能反映出韦伯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规范的真实意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中文语境中理解的科学往往指自然科学，特指社会科学时，会在科学前面加上社会。韦伯意义上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也指社会科学。可以说，如何理解韦伯对“科学”内涵的限定，直接关系他思考理性化问题的出发点：科学和以科学为导向的技术源于西方的理性化进程（IntellekualistischeRationalisierung）。
二
韦伯借用柏拉图《理想国》卷七的“洞穴喻”来说明西方理性化的开端。在韦伯看来，这个比喻最能代表人们过去对科学的看法。在人的理性化之初，科学家就是哲学家，而太阳就代表科学的真理。身负锁链的囚徒只能在洞穴中看到“真实事物”反映在墙上的幻象和影子。突然间，某个一直生活在洞穴里的囚徒第一次成功摆脱他的手铐和脚镣，走出洞穴，看见了洞穴之外的“真实事物”。
当第一个囚徒走出洞穴时，科学便跨出了它漫长征途的第一步。尤其，人们第一次自觉地发现了对于所有科学都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概念（Begriff）。韦伯认为，内在的理性化过程意味着这样一种信念：“人，只要想了解什么，就能随时了解到。”一切都不再神秘，人们不会继续待在“洞穴”中。接着，继希腊人（柏拉图）试图用概念来把握永恒的真理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达·芬奇）又发现了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实验。通过理性化的科学的发展，抽象的幻象都被抛弃，人们只相信科学本身的进步。
科学开始作为一种“职业”，不断经历专业化的过程，用来解释和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工业革命的出现。而在这波特殊的改革浪潮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在现代大学中受过科学研究训练的应用科学家们，他们潜心研究如何利用科学来解决工业化改革背景下出现的各种普遍和特殊问题。率先展开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投入大批力量，致力于使科学与工业发展和政府管理的核心要素相互联姻。这种趋势促使各工业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增长，并由此带动一大批现代科技开发、发明和创新。
如今，科技发展已经深入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以致很少有人思考，从事科学研究会面临怎样的风险，或者准备投身这项事业的人应当如何找到自身价值的终极所在。换言之，对人而言，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志业？就人生的意义问题而言，哲学回答过，宗教也回答过。我们现在处在科学发展的时代，那么，科学要如何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由于各种终极价值都具有不同的特征，难道科学取代宗教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吗？韦伯把“科学的意义”问题放入历史处境中，促使我们彻底反思这个问题。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我们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处境。只是，韦伯对这种处境的理解并非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对科学赋予神圣的使命，并给科学家赋予伟大的光环。相反，他竟然对西方文化在理性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人类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如今所生活的世界“被除魔了”（EntzauberungderWelt）。
科学知识传播一种观念：“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支配所有事物。”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就知道月亮不再是嫦娥和玉兔居住的天宫，它只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发射探测器就可以精确分析它的大气构成和土壤成分；奥林匹斯山上也没有众神，地理学早已证明，希腊不是地球的正中，奥林匹斯山更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完全被理性化的世界，着重关注知识的进步和人造的东西。我们发现，“被除魔了”的生命已经不像它曾经那样富有魅力。
在科学时代到来之前，生命的意义貌似很丰富，正如韦伯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总结：
亚伯拉罕也好，过去世代的一个什么农民也好，在他们死去的时候，都是“寿高年迈”、安宁辞世的，因为他们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因为在他们的暮年，生命已经把一切能够提供的意义都赐给了他们。
从前，当人们离世的时候，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他们想要解答的迷惑。所以，对于人生，他们已经活得“足够”了。相反，自从进入科学时代之后，人们处在各种观念、知识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浪潮当中，文明人生活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加。没有人能够在离世的时候，登上无可超越的峰巅。在漫长的科学探索过程中，人们每时每刻的努力，只不过是历史“分工”中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科学发展总是处于无限之中，进步的大潮永无止境，进步的前方总会有进一步的进步，人在其中似乎找不到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所在。所以，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们会逐渐感到“活累了”，但不会“活够了”。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和宗教都在处理“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人生意义问题，但是，现代科学却同时排除了传统哲学和宗教为人提供生存意义的合理性。一方面，科学取代传统哲学的求真方式的合理性在于，人的理性实际上无法解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种应然层面的价值问题，而只能关注“我们实际上应该怎样生活”。每位《理想国》的读者都了然于心，苏格拉底献身于追问“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结果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至少使人产生两种印象：首先，追求智慧并不是人亟须的东西；其次，在各种有关善的永恒原则的冲突中，人的理性无法做出最终的抉择。
另一方面，科学取代宗教的合理性在于，它推翻了宗教信仰为自身预设的前提。宗教行为以天启为基础，由信徒自身信仰的预设所决定。只有信仰这些预设时，信徒的行为才能获得意义。除了以天启为基础之外，宗教不可能接受任何“绝对有效”的规范。所以，宗教的所有预设都会限制“经过客观证明的”知识和主观决定。对于神学而言，知识仅限于在理智上对宗教救赎的理性化，而人的决定最终也会沦为信仰。正如韦伯所言，对于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说，理性化的前提是“拥有”（Haben）而非“知识”。一旦你决定接受宗教的预设，你的行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价值和行为取向发生冲突。因此，无论是价值多元论的世界还是根据“经过客观证明的”知识建立起来的理性化社会，宗教都无法与之融合。
然而，科学在推翻宗教未经证明的预设时，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个重大缺陷。科学之所以重要，正因为我们相信它是达到“真正的存在”或“真正的幸福”的途径。可是，这个预设本身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证明。如果科学存在的基础就是认定它“值得我们知道”，这难道不是一种预设？为了撇清和宗教的关系，韦伯被迫得出结论：科学无法为自身提供自明的基础。所以，宗教与科学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迫使韦伯揭露出科学存在的这个致命弱点。虽然科学攻击宗教无法自证的缺陷，自己却也难以幸免。科学可以富有成果，却注定无法解释人生意义的终极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当今科学有何自身的使命，定然是把存在世界的“意义”这样的信念也连根铲除。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三
理性化的世界观打破了西方传统上救赎宗教为人提供生存意义的垄断地位。西方世界围绕基督教信仰所形成的统一的世界观已经崩塌。但是，传统文化和信仰崩塌的结果不是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和谐共存，相反，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调和。在有关善的永恒原则上，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够证明自己比他者更加优越。虚无主义俨然成为这场价值斗争的恶果。在韦伯看来，传统伦理和价值思想的崩塌，无疑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首要伦理危机。
令我们惊讶的是，表面上看来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似乎已经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科学究竟能否带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我们时常不理解，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何总有些书斋里的老学究在担忧“西方文化的危机”。韦伯的思考或可引导我们反思当中究竟。或许，西方社会在综合实力上的落寞并不是它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其文化本身走投无路的绝望才是。
面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危机，韦伯也试图开出暂时有效的“药方”。按照韦伯的说法，“世界的除魔”是现代人面对的根本处境，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既然传统世界的意义已经消失不见，终极价值之间互相冲突的要求又不可调和，现代人就必须根据自己面向人生的终极立场，选择一种意义，决定我们要为哪种选择负责。
韦伯宣称，在“世界的除魔”之后，科学恰恰为人设定了一种“客观的”价值天职，它应当成为现代人毕生的追求。任何排斥科学作为天职的人都无法更好地适应现时代。在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之后，面对人类漫长的理智化进程，献身天职的科学家是从传统价值崩塌后的废墟中突出重围的虚无主义战士，他们没有更多的信念支撑，却仍能坚持自身事业的责任伦理，当知道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时，仍然觉得追求知识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可知的真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它都有效。
在已经被“除魔”的时代，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一项围绕专业经营的“天职”。科学通过分析外部事物和人类活动，用技术控制和改善人的生活，为现代人赋予思考的方法和训练，澄清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就拿自然科学来说，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都在为构建宇宙现象的终极法则做出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赋予了现代人“所作所为的终极意义”。相反，在韦伯看来，到现在还固守信仰的宗教行家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们无法承受世界已经失去“意义”的严峻现实。所以，宗教行家们只能做出“理智的牺牲”，“老老实实回归旧的教会”。宗教只能离弃现代世界。
韦伯一方面深刻揭示了西方理性化趋势面临的发展危机，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作为天职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结尾，韦伯引用《以赛亚书》中流亡的以东人的歌声，对现代人提出一个简单而又朴实的要求：只有把科学作为天职，日复一日地投入日常工作，我们才能在白天和黑夜的无限循环中幸存，而非束手无策地等待。《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似乎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许诺，任何期待，也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现成的答案，却饱含强烈而持久的感召力。
每个时代都不乏极少数思想家提出一些“反主流”的“意见”，他们往往为了追求真理和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做出违背同时代人常识的判断。在他们同时代人的眼中，这些极少数思想家无异于嗡嗡作祟的蝇虫，惹人嫌恶。在古希腊民主时代，苏格拉底就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牛虻”，不断叮咬迟钝昏睡的雅典城邦，警醒它在享受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忘其发展的潜在危机。但恰恰是这只无所畏忌的“牛虻”，被后人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事实上，韦伯也与苏格拉底一样，在西方文明的另一端延续着“理智的诚实”。韦伯又何尝不是科学时代的“牛虻”，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理性化进程的成就和后果。韦伯对待科学发展的态度应当是他最不同于近现代思想家的独特之处，以至于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的思想超越了历史的界限：
如果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也许他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个哲学家，与今天某些人所谓的哲学家不大相同。他的哲学存在是我们此刻不能完全把握的。
（图片来源于新浪微博“新京报书评周刊”）
排版：吴剑峰 杨洋
审核：宋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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